2023 8.28-30 国合会2023年年会

8月29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23年年会政策对话会在北京召开。国合会专题政策研究组组长等代表在政策对话会围绕政策研究成果发言。

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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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

国合会“碳中和实现路径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贡献”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第一，在系统思维下怎么协调，特别是各个机构之间，各个规划之间，怎么更好地协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举个例子，土地政策未来是影响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但是现在政策面临很多问题。其他的像甲烷、毁林都涉及多个部门，但现在协调机制还没建立。规划协调也是比较大的问题。全国人大讨论任何一个法律时，各部门提了不同的概念，有生态保护红线，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也有生态功能区，这些不同的概念怎么协调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些政策里还有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用碳生产率、用碳强度和用碳总量，这些指标之间，至少碳生产率和碳强度之间应该更好地协调在一起，不要有更多的差距。

第二，关于立法方面，全国人大正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特别是今年会把环境法典作为很重要的研究内容，其中碳中和涉及的相关法律不只是一部法律，涉及到很多部法律统筹制修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又在这么比较重要的时刻，我建议对于《碳中和法》或者《应对气候变化法》，能够像2019年那样再出一个《决定》，能够将“双碳”相关政策很快地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且现在要优先制定《可再生能源法》。

第三，怎么建立更具有韧性的制度。中国现有的体制，比如生态红线或者其他，对于下面实施比较困难，造成很多新的变化，所以保证制度的韧性是很重要的。

第四，公正转型。对于碳达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政策，但没有比较统筹的政策。有些行业先达峰，有些后达峰，有些地区也是这样，虽然达峰规划没有年限或者数值，但至少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应该有公正转型的内容。

第五，能力建设。如果没有好的能力建设会带来很多对“双碳”问题的误解。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转型路径，和不同的技术选择。所以需要通过能力建设提高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和广大公众的认识，统筹专家之间的观点。

最后一方面，关于国际合作。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虽然在很多地方提到了国际合作的内容，但应该更加突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我们在国际合作当中面临很多很多具体的障碍，怎么样能够清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使我们真正加快国际合作，使中国更加扩大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合会平台肩负责任。

戴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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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

国合会“蓝色经济助力碳中和目标的路径与政策”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

厦门大学讲席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海统筹，协同治理”主题论坛由海洋跟流域两个专题政策组共同举办。我觉得这样的新尝试，即在不同政策研究组之间的合作特别重要，协同也特别必要。这就延伸出不同政策研究之间的协作问题。海洋几乎与所有政策研究都相关，比如生物多样性、绿色“一带一路”、绿色数字化、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等。所以我们特别期待海洋这个研究组与其他组能够进一步地融合、沟通、合作。

第二，从实现碳中和目标与高质量发展角度，海洋是一个新的经济前沿，它不仅蕴藏无穷的资源财富，还具有创造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几十年，在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能源供应和自然资源等诸多全球性挑战的时候，海洋将成为引擎和战略要地。碳中和为海洋绿色经济发展，也就是我们说的可持续的蓝色经济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可持续蓝色经济是所有海洋产业中与能源转型、数字技术最具结合可能性的领域。因此，海洋产业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必然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目前在国家的战略体系中缺乏对蓝色经济的战略定位，所以我们特别赞同今年国合会的政策建议，将实现可持续的蓝色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并纳入落实双碳目标的工作布局。

第三，从自然资本的角度来讲，海洋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领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已经对海洋欠下了一笔巨账，所以在实现可持续利用海洋的同时，我们要更加大张旗鼓，更加大胆地通过可持续科学的生态修复，把欠的这笔账能够尽可能补回来，把自然资本因为人为活动丢失的价值找回来。我觉得海洋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样一种研究和展望。

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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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

国合会“蓝色经济助力碳中和目标的路径与政策”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

挪威极地研究所科研主任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海洋问题在今年的政策建议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强调。我个人认为应该对海洋议程抱有更高雄心，因为它与其他领域高度相关，包括气候、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和“一带一路”等，因此需要采用系统方法。

我们需要更多地强调知识和科学。这些年来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但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些气候和天气变化对海洋的影响。热浪不仅仅存在于大气层，它也存在于海洋中。

其次，我们在讨论中提出一体化综合性管理方式，需要考虑时间和空间的综合管理，跨人类活动领域的综合管理，以及跨人类活动和自然之间的综合管理。

最后我想强调对海洋的智慧与高效应用。我们现在在海洋存在着空间竞争，因此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式，让人类活动变得更加高效，并寻求协同效应。此外，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海平面上升？我猜答案是否定的。海平面上升一直是气候变化的首要问题。这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问题，也是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的沿海大城市需要考虑的问题。

贺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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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

国合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机制”

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

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今年政策建议非常好地提炼了各个组的成果和观点，我也提出一点思考。政策建议提到了要设立更有雄心的清洁能源和储能发展目标，大力推进风能、太阳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我想它非常符合现在大家对世界经济正在从能源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转变这个关键的战略方向。但是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可以考虑更加强调和注重突破几个关键的难点，这样才能确保目标实现，风光能源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会与电力平稳、可靠供应有关，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卡点。

第二，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应用后，可能会带来关键矿产资源供应压力的问题，这些不完全是技术问题，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用政策工具来促进已有技术尽快发挥作用。所以要实现大规模稳定地使用新能源，应该突破这些难点。

今年我们工作组在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的协同机制上开展研究，试图回答四个问题：

一是减排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减污降碳的协同机制和路径；三是煤电减退；四是交通领域的减污降碳协同。

关于减排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我们通过定量的分析，回答了中国如何具有独特的绿色发展竞争优势。碳中和不仅仅是环境机遇，也是中国产业发展的新机遇。目前的认知是，“双碳”目标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需要发展范式的转变，由此带来增长来源的转变。目前中国的“双碳”目标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动能，这方面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关于降碳减污协同机制，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现阶段减污降碳可以最大协同减排潜力途径的四个方面，包括能源的绿色转型、深化产业结构、优化交通的结构和调整用地的结构。在下一阶段的研究，特别是结合今年7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总书记的讲话，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开展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机制的理论框架和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二是中国省级尺度上开展协同评估；三是重点领域的绿色转型要纳入研究的范围，包括加工制造、城乡建设、生态建设和农业；四是加强对中央环保督察立法、司法以及执法如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增长这方面的研究和分析。

何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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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

国合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机制”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

能源创新中心创始人

我们负责研究如何同时减少传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美国制造汽车带来的传统污染物非常少，但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天然气，所以温室气体排放非常高。欧洲则相反，制造了超级高效的汽车，但却在因传统污染物方面做得不好，每个公司都为设备优化而不是系统优化进行了高额投资。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都没有为电动汽车革命做好准备。因此，最好的优化方式是同时优化两者。这一方案适用于所有领域。如果考虑一下未来几年将投入到钢铁、建筑材料和有色金属等领域的资本规模，如果想制造得高效、清洁，就会开始看到潜在的损失，或者搁浅的成本和投资。

随着这样的决策推进，就会出现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2050年离现在只有27年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犯错误，我们有这种能力，也应该使用这种能力。我们不能只优化一种污染物的减排，而不看整个系统的各个方面。这对短期和长期都同样重要。

从历史上看，煤炭一直是提供电力基础负荷的重要燃料。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它的最佳用途是作为可再生密集型电网的补充能源。短期可以让化石燃料保持电网稳定和安全。大部分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海上风能和太阳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它们的边际成本将为零。随着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投入使用，如果它们在短期只有5到10年的寿命，就需要再次考虑关于系统长期平衡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先明确系统的需求，然后才能够做大规模的资本支出。

威尔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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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流域高质量发展与气候适应”

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

大自然保护协会食物与水首席科学家

我们专题政策研究关注河流流域。流域对人类活动非常重要，它提供水源，带来了粮食、能源和电力，帮助人类维持生计。气候变化、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对流域构成了巨大压力，促使流域开发与管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十年、二十年前，很少有人提到流域治理这个概念。如今，全球不断变化，比如气候、经济发展，以及过去的管理实践的后果，都带来了一些重大问题。食品安全、能源安全和水安全都迫使我们以不同的、更先进的方式来看待流域治理。

大家在主题论坛频繁提到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报告里面也有阐释。在流域治理的案例中，推进自然向好已经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在报告中描述了一些解决方案，如水基金，基于对流域上游的保护行动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或向下游回报投资，在水量、水质、防洪和防旱等方面获得收益，适用于粮食、水和能源。

报告中讲到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是可持续的水电。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案例中，也有一个中国的例子。这些可持续水电实际上是为了改善河流的管理，以优化能源生产，以及保护鱼类和其他物种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也研究了农业领域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投资于保护土壤、健康和改善水的管理，以提高生产力和可持续的粮食生产。

最后，要有更加智慧的空间规划，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选址。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潜力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我们发现有必要对可再生能源的土地分配进行更好的规划，例如，尽量不要用最好的土地来发展可再生能源，而是尽量优化土地使用，在享有可再生能源的益处的同时可保留土地的其他用途。

梅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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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

国合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

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

首先，我们阐释了数字化和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两个推动社会和经济根本的变革的最重要驱动因素。2015年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数字化在其中没有任何体现。因此，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拓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涵。

第二，我们探讨如何在正确的地方实现双转化的融合，根据研究显示，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参与者和驱动力。在数据中心、软件开发、云结构和网络结构上，中国已经是全球领导者，在过去十到十五年扎实开展了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150多个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大公司里，有50到60家都是中国的。如果看研发方面的投资，当涉及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虚拟现实时，中国也是全球经济体中该领域的最大投资者之一。随之而来的是责任和机遇。机遇是中国可以示范这两个转型如何融合的。当然这也伴随着责任，中国不能也不可以在这方面失败，因为如果双转型融合失败的话，数字化带来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第三，我们看到有很多融合双转型的试点计划、项目和最佳实践，还有新兴的治理工具和新的研究。我们的项目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将这两种趋势结合在一起。我们还没有在欧美看到双转型的融合，以及实现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全面的一体化战略。我们在研究中指出，如果想走向这个方向要做到两点：一是实现IT基础设施绿色化，包括数据中心、软件开发、云结构和网络结构等基础设施，并且建立能效标准；第二点，必须要制定一个统筹可持续性和经济性的一体化做法，并且由创新政策和环境政策驱动；此外，还要跨部门实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目标，即脱碳、生态系统保护和减少污染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做过，中国有机会朝这个方向迈进。

余淼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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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贸易与可持续供应链”

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

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中国一直强调环保，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还有《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签署国。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我们如何能够推动绿色转型之中的贸易呢？这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首先，中国进口很多商品，尤其是大豆、棕榈油和牛肉。我们意识到当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土地利用的变化，土地利用的变化就会带来碳排放。比如说70%的碳排放都是来自土地用途的改变，这个对政策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第二，在出口上我们提出几个问题。我们在考虑到全球供应链的时候，哪些行业的排放最大？我们用投入产出的表格计算碳排放，发现排放最大的行业首先是电脑，此外是纺织业，家具、金属以及化工品的排放都是巨大的。正是因为这些行业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我们提出了政策建议，我们也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我们可以最多把排放降低1.9%。每个产业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首先可以关注市场的力量，使用价格的调节机制，必须要去淘汰低效的产品，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排放。其次，必须要使用政府的力量，“看得见的手”，降低煤的开采以降低排放。

我们探讨了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共同的责任，因为出口国家和进口国之间在排放上必须要共担责任。在出口国家会考虑到就业的问题，所以必须在出口国家和进口国家达成协议，比如是四六分还是五五分，必须找到合适的机制。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下一步可以探讨的研究方向。还有数字化经济，在数字化经济上我们必须要有定量的研究。

巴布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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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委员

国合会“环境与气候可持续投资创新机制”专题政策研究外方组长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把气候、生多和污染放在一起去探讨，同时也要把这些问题与经济、金融和整个政府治理联系起来看，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污染防控的协同，这包含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即可以建立一个高效、标准化的回收系统，对废物进行分类、回收和再利用。在工业上，再利用废钢和废铝可以成为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对于钢铁行业的脱碳，这是一个可以研究如何将减少污染与减少废物结合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关注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样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帮助我们做出选择。

最后，关于气候变化框架法律的建议的重要性，我知道这已经被讨论和思考了很多年。我们认为，制定气候法非常紧迫，它将为市场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很多确定性。但除了法律之外，我们认为司法部门在气候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定司法指导方针以及指导法院审理和审判气候相关案件，这也是值得考虑的补充方法。

张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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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一带一路’助推可持续发展进程创新机制”专题政策研究中方副组长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国际协调员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COP27传递的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资金问题，特别是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资金缺口问题。联合国的报告告诉我们，如果到2030年要实现既定目标的话，发展中国家大概所需要资金的规模在2万亿美元，其中1万亿可以来自于多边银行和国家主权基金，但是另外一半，超过一万亿美元需来自于私营部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世界各国各个地区都在做出自己的不同努力，包括G7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公正转型计划。但是我们审视这些计划时会发现，他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IMF的报告总结，混合融资模式不成功，目前的主权基金和多边银行所投入的基金所能够带入的私营部门投资比例在1.2左右，这是一个平均数。

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第十年，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也是其中一个重点。习主席在2021年提出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低碳能源，不再新建海外煤电厂。我们需要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一带一路”能够为解决全球所面对的资金缺口问题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对中国过去的经验总结使我们发现，中国在为自己的成功做出努力和实践的同时也在为世界做出贡献。

第一，中国通过高质量高效的生产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数据表明下降87%；第二，中国通过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投融资机制，促进国内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特别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2022年，中国所有可再生能源装机中65%是分布式的，这是中国自己总结出的经验。如何把它和带路工作进行结合呢？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在完成资金缺口补充过程当中，大家共同努力，提供更多的资金，但同时我们要开始考虑这些方面投资效率。中国具有独特的融资模式和能力。研究表明，这方面的缺失也恰恰是在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转型当中所缺乏的。所以基于此，我们的专题组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要启动绿色发展的投融资伙伴关系，特别是其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环节，我们暂时把它命名为Project Pipeline Fatality，通过这样的机制来协调中国自己本身在海外投融资当中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从中央银行到政策性银行，到开发基金，到商业银行，到私营部门的直接投资，甚至潜在包括未来扩大的碳市场的影响以及其他再融资的过程。我们期待通过这种新的组合模式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在未来，特别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绿色低碳转型过程当中巨大的资金缺口问题。

本文系国合会秘书处根据上述嘉宾在国合会2023年年会政策对话会（8月29日）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